2017年12月1日，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的名義聯合發布了《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正式開展對現金貸業務的整治工作，整個網貸行業進入后監管時代。《通知》出臺后，對其的解讀有很多，但大多數只停留在文件的字面上。筆者認為，要深層次理解《通知》的內容和影響，并準確判斷互聯網小貸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不僅要借鑒日本、臺灣等地的歷史經驗，還是要結合互聯網小貸興起的原因和背景，以及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指導精神和工作原則進行綜合研判。

一、日本、臺灣的小貸行業概況

　　1.日本現金貸

　　當前，我國銀行風險偏好較低，對個人消費信貸有較為嚴格的審核標準和準入門檻。因此，一部分收入偏低、工作不穩定的次級客群未能被銀行的信貸業務覆蓋，而小貸公司瞄準的正是這部分客群。

　　日本的現金貸行業與中國很相似。首先，由于客群更為下沉，從業主體是消費金融公司而不是傳統銀行;其次，監管的目的與中國類似，即防范所謂的“消金三惡”——高利率、多頭借貸和暴力催收。

　　(1)高利貸

　　次級客群由于借貸金額少，資金獲得渠道狹窄，因此對利率不敏感，而日本的消費信貸公司也需要較高的利率來覆蓋高違約率所致的損失，導致放貸利率畸形偏高。在日本《出資法》和《利率限制法》頒布之前，日本現金貸行業年利率超過182.5%，后經5次調整，到1999年，注冊的合法貸金業者放貸利率仍高達40%。而在《通知》出臺前，我國年化利率超過100%的互聯網小貸業務比比皆是，互聯網的外衣并不能掩蓋其高利貸的本質。

　　(2)多頭借貸

　　日本的借款人存在嚴重的多頭借貸情況。據日本官方統計，日本《貸金業法》頒布前的2005年，5筆以上債務借貸者達230萬人，平均負債230萬日元，其中資不抵債破產者達18.4萬人。

　　(3)暴力催收

　　借款人一旦造成還款逾期，小貸公司便會進行催收。一般來說，小貸公司對逾期較短的借款人進行自催，而對逾期較長的則會委托催收公司進行催收。在催收過程中，不規范的催收行為會給借款人帶來很大壓力，并在社會上造成負面影響。

　　日本監管層對現金貸行業進行清理整頓的標志性動作是2006年修正的《貸金業法》，該法律限制了利率灰色地帶，廢除了對超額利息部分的償還判定。

　　清理整頓對日本消費金融業和從業機構造成了重大打擊。2011年，日本消費信貸市場規模為12萬億日元，比2000年降低了近40%。2006年以來，消費信貸機構向消費者返還了數萬億日元的超征利息，不少消費金融企業經營業績慘淡，連年虧損，其中日本四大消金公司之一的武富士公司，因需要返還巨額超征利息而無法繼續經營，于2010年9月宣布破產。

　　2.臺灣現金貸

　　臺灣的現金貸危機又叫“卡債風波”，起因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由于臺灣本地企業的利潤下降和不斷外遷，傳統銀行對公業務盈利壓力加大，銀行的業務重心逐步轉向零售業務。

　　2000年，臺灣萬泰銀行迫于業績壓力，首度發行“喬治瑪莉現金卡”。該卡可以直接在ATM上取現，信貸額度可循環使用。該卡一經推出，大受市場歡迎，萬泰銀行當年就扭虧為盈。眾多銀行紛紛跟進，取消了對申請人收入和工作的限制，審批門檻不斷降低，客群不斷下沉。盡管循環利息高達20%，但由于現金卡無抵押、無擔保，且幾乎沒有申請門檻，所以社會公眾仍趨之若鶩。

　　2005年底，臺灣信用卡發卡量突破9000萬張，比2002年增長了58%，但臺灣當時人口不過2000余萬，信用卡人均持卡量超過4張，遠高于中國大陸的水平。在“卡奴”人數猛增和暴力催收形成巨大社會問題后，臺灣“金管局”不得不對現金貸進行清理整頓，采取的措施為要求銀行停發現金卡、禁止催收、牽頭銀行建立債務協商機構等。

　　清理整頓的效果是流通卡量下降，并引發了“還錢是笨蛋”的道德風險，反過來又加劇了壞賬的攀升，銀行只有通過核銷手段來慢慢消化呆壞賬。臺灣的信用卡行業因此遭受重創，直到2010年后才緩慢復蘇。監管部門的整頓使銀行緊縮了消費貸款的規模，進而抑制了社會消費。臺灣“經建會”的數據顯示，銀行緊縮消費金融大約影響到200億元的民間消費，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了0.15個百分點左右。

二、我國互聯網小貸興起的原因和背景

　　1.信用卡覆蓋人群有限

　　銀行的信用卡業務單元在承擔支付結算賬戶功能的同時，還承擔著小額消費透支的功能，但沒有正當職業和穩定收入，或收入偏低、征信記錄存在瑕疵的人群基本上不能成功申請信用卡。

　　2. 用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在負債端，以余額寶為代表的各種互聯網理財產品有力地促進了利率市場化;在資產端，互聯網小貸公司層出不窮;在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過程中，既有互聯網巨頭企業和傳統銀行為主導的正規軍，也有大批沒有牌照、打著P2P旗號繞過監管的非正規軍。不少P2P理財平臺利用老百姓貪圖高息回報的心態進行非法集資，在資金出借端收取高利息。雖然它們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開展業務，但不能改變其繞亂金融市場秩序、非法集資、放高利貸的事實。

　　3. 監管真空給互聯網小貸公司野蠻生長提供了空間

　　與銀行等持牌金融機構受到明確的監管不同，大批互聯網資金借貸平臺缺乏明確的監管主體，缺少規范和監管而野蠻生長，如銀行進入校園發行信用卡受到嚴格限制，這給分期電商和互聯網小貸公司在校園發展業務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4.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企業去杠桿，居民積極加杠桿

　　長期以來，我國融資渠道中直接融資占比較低，間接融資占比較高，企業融資渠道依賴銀行借款，杠桿率一直偏高。2015年底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總體精神是“三去一降一補”，大力引導企業去杠桿。在企業去杠桿的同時，居民部門卻在房價飆升的背景下飛速加杠桿。2016年銀行房貸占比飛速攀升，在房地產受到限購限貸的背景下，居民加杠桿的方向在互聯網小貸公司的引導下迅速轉向消費信貸和現金貸。

　　5. 新生代人群逐步成長為消費的主力軍

　　以“90后”為代表的年輕人群逐步成長為消費的主力軍，他們的消費觀念與“70后”、“80后”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有著根本不同。他們對新生事物接受程度高，追求生活質量和消費升級，愿意超前消費，愿意“花明天的錢享受當下的生活”。

三、結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解讀《通知》內涵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回歸本源、優化結構、強化監管、市場導向。《通知》是對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導精神的重申和實際運用，也是對近期社會輿情的回應。

　　1.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

　　《通知》全文涉及內容較多，但從監管角度提出的四大要求來看，均符合“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精神。

　　(1)借款人的綜合資金成本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定。為滿足不超過利率上限的要求，互聯網小貸公司勢必提高貸款金額、拉長借款期限，以往依托資金快速空轉、通過短期放貸獲得高息收入的模式將不可持續。

　　(2)小額貸款必須回歸消費信貸本源。互聯網小貸公司必須停發無場景依托、無指定用途、無客戶群體限定、無抵押的現金貸業務;存量業務必須逐步壓縮，在期限內完成整改;禁止發放貸款用于股票、期貨等投機經營用途。

　　(3)不得暴力催收。各類機構或委托第三方機構均不得通過暴力、恐嚇、侮辱、誹謗、騷擾等方式催收貸款。

　　(4)不為無收入來源的個人提供借款;對于有收入來源的個人，要適度放貸，從借款的條件上予以約束。

　　2.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

　　(1)“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不僅適用于現金貸產品，也同樣適用于車輛抵押貸款等非現金貸產品。

　　(2)對于“助貸”模式的認定和限制，不僅限于銀行和現金貸“助貸”機構的合作，也適用于非現金貸“助貸”機構。

　　(3)第三方“助貸”機構不得從事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不得提供增信服務及兜底承諾，不得提供資金來源，不得向借款人收費。

　　(4)對于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的限定，不僅適用于現有小額貸款公司模式的全面清理，現金貸以外的資產亦需同樣計入杠桿比例限制。

四、互聯網小貸行業該何去何從

　　《通知》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互聯網小貸行業面臨巨大變局和洗牌。筆者認為，整個行業已進入后監管時代。結合《通知》精神以及日本、臺灣的歷史經驗，筆者認為互聯網小貸市場將發生以下變化。

　　1.整體規模下降，居民加杠桿的速度得到抑制

　　由于各地按照《通知》規定對互聯網現金貸進行清理整頓，停發各類小貸牌照，新增業務速度放緩，存量業務逐步退出，無抵押、無擔保、無指定用途的小額現金貸款規模增速必然放緩，居民加杠桿的速度將得到抑制，這符合監管層清理整頓現金貸的初衷。

　　2.大部分互聯網小貸公司和在線貸款平臺面臨轉型

　　現金貸業務被叫停后，為了繼續生存，大部分互聯網小貸公司和在線貸款平臺有可能轉向有場景依托的消費信貸和分期業務，但由于場景信貸著重線下場景構建和商務推廣，這些公司的轉型未必會成功，因此破產或被吞并將成為常態。

　　3. 行業整體不良率將有較大攀升

　　由于監管政策規定利率上限不得超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以及降杠桿過程中因多頭借貸可能導致的資金鏈斷裂，因此，在后監管時代，行業整體不良率將經歷一個快速上升的過程。

　　4.互聯網小貸有轉向線下高利貸的可能

　　盡管互聯網小貸公司的業務具有很多不規范的問題，但經過近幾年的蓬勃發展，社會公眾尤其是年輕人群、低收入人群已經被這些平臺培養出不良的借貸習慣，借新還舊、“拆東墻補西墻”的情況普遍發生。經過整頓后，非法線上融資渠道被關閉，而這部分客群又無法通過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正常渠道獲得貸款，將有很大可能轉向地下財務公司或民間高利貸。相比線上渠道，這些渠道的監管難度更大，需要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文章來源：中國信用卡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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